“内外”之际与“秩序”格局：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《周易·家人》的阐发 在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历史的研究中，“内”与“外”的界定与关系问题，受到学者们持续而热切的关注 [１] 。

“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”《周易·家人》中这段彖辞的内容，被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作过种种阐发；对其议论与批评，频频出现于谈及传统中国女性地位的著述之中。

这一说法简单明了，并无晦涩聱牙之处；但在笔者个人的感觉中，目前的讨论就所涉及之层面而言，尚不能令人满意。对于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，例如内与外的关系、伦常秩序与“正位”的关系、“正家”与“治天下”的关系等等，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思考。

一、关于“内外”之际

如研究者所指出，“宋代的妇女问题在社会史上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，它与社会结构和家族制度的转变息息相关。”“从礼教、家长制、家族组织日趋严密这个较大的角度来看，妇女问题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一个环节，并不是独立的问题。” [２]

对于“内”“外”区分的问题，也有必要从“较大的角度来看”。讨论这一问题，首先涉及到的，自然是当时女性的实际活动空间。近些年来，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，本文不拟笼统重复。

值得注意的另一相关方面，是强调“内”“外”区分的士大夫们的认识框架。当时的士大夫无疑在竭力规范女性的行为，但他们的这种努力，并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的；这只不过是他们规范整个社会秩序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即朱熹所谓“内正则外无不正矣” [３] 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瞭解这些范畴的实际意义，就不能不对当时的整体观念背景予以进一步思考。

（一）

内、外本来是一組空间概念，而它一旦与男、女对应起来，便涉及到观念中对于内外的判别，彰显出了一层道德文化的含义。刘静贞即曾指出：“对宋人而言，所谓妇德主内，妇人无外事，不单只是社会分工的现象，而且带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。” [４] 正因为如此，内外之际的分隔认定绝非简单问题。

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，几乎都是透过当时士大夫们的观察、思考而存留给后人的。不仅形形色色的列女传、墓志铭中寓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，即便是“存于家”的记叙文字，目的也是“庶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耳” [５] 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要讨论“内、外”的问题，就不可能脱离开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体系。

宋代士大夫对于“严内外之别”的强调，屡见不鲜。研究者所频繁引述的，是司马光《书仪·居家杂仪》 [６] 中的以下一段文字：

凡为宫室，必辨内外。深宫固门，内外不共井，不共浴堂，不共厕。男治外事，女治内事。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，妇人无故不窥中门。有故出中门，必拥蔽其面（如盖头、面帽之类）。男子夜行以烛，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（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），亦必以袖遮其面。女仆无故不出中门（盖小婢亦然），有故出中门，亦必拥蔽其面。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，传致内外之物，毋得辄升堂室、入庖厨。

众所周知，这段话脱胎于《礼记·内则》中涉及男女行为空间的相应内容：

男不言内，女不言外。非祭非丧，不相授器。……外内不共井，不共湢浴，不通寝席，不通乞假，男女不通衣裳。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。男子入内，不啸不指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女子出门，必拥蔽其面，夜行以烛，无烛则止。道路，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。

如若我们将二者稍加比对，即不难发现，《居家杂仪》对于《内则》之“发展”主要在于两处：一是以“中门”为限，强调了内外分界：“妇人无故不窥中门”，而当“有故”之际，所出也只能是“中门”，这样就从规范上把女性完全框在了宅院之中 [７] ；二是把《内则》中“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”、“男不言内，女不言外”的说法，直白地阐释为“男治外事，女治内事”，从而点明了“言内”与“言外”的实质含义。 [８]

内外之分，就唐代的墓志来看，似乎较少正面具体的强调。唐代（特别其前期）的女性墓志铭高度程式化，往往依照一定的书写范式甚至套语敷衍而成。墓志中对于所谓“开芳兰蕙之姿，曜彩荆蓝之德”“内外之所取则，宗党之所归仁”一类“母仪女德”的赞颂，使读者体味到这类固定范式中所渗透的主流文化理念。

摆脱了靡丽模式的宋代女性墓志铭 [９] ，对于“内外之分”的问题有许多直接的阐述。妇人不预外事，这在宋代当然被男女两性所认同。墓志的撰著者们既意识到明确内、外区分在伦理观念及整体秩序建设中的重要性，又显然意识到如此区分与之俱来的矛盾。

吕祖谦曾经说：“门内之治，女美、妇德、母道，三而有一焉，既足自附女史”云云 [１０] ，宋代士大夫所做女性墓志铭，经常刻意强调女性相对于父母、舅姑、丈夫、子女的家内身份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。例如“以孝力事其舅为贤妇，以柔顺事其夫为贤妻，以恭俭均一教育其子为贤母” [１１] ；“在父母家为淑女，既嫁为令妻，其卒有子为贤母” [１２] ；“为妇而妇，为妻而妻，为母而母，为姑而姑” [１３] 等等。即便内容最为空泛的女性墓志，也很少忘记对于墓主人身份合宜之赞颂称扬。

在宋代的士大夫们看来，“内”之作用，无疑是辅助“外”的：丈夫们“尽心外事不以家为恤者，以夫人为之内也。” [１４] “士大夫出仕于朝，能以恭俭正直成《羔羊》之美，必有淑女以治其私。用能退食委蛇，无内顾之忧。” [１５] 正是这种“辅助”带来了沟通与跨越的可能。“辅助”本指分担家内事务；而进一步的积极“辅助”，则势必逾越内外界线，过问乃至介入夫君子弟掌管的“外事”。

这使我们感到，在讨论“内/外”问题时，更为切近于主题、更能揭示其实质的，并非所谓“内”与“外”的隔离区划，而更在于二者相互交叉覆盖的边缘，在于其联系与沟通。

这一边缘地带的实际意义在于，它没有固定不变的界域，作为“内”与“外”两端的衔接面，它并非纯粹意义上的“内”或“外”，而可谓亦内亦外。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活度的弹性场域中，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“内”“外”的判断标准及其如此区分的主观意图。这种互相连结、互相定位，甚至互相转换的模糊性，才是蕴涵“内外之际”真谛之所在。

（二）

《道乡集》卷三七有邹浩为周师厚妻范氏（范仲淹侄女）所做墓志铭，据说这位范夫人在子婿被贬逐之际，深明大义地说：“吾妇人不知外事，但各愿其无忘国恩而已。”在铭文中，邹浩继而赞曰：

惟文正，笃忠义，忘乃身，徇国事。习见闻，逮女子，施于家，率由是。自其夫，暨后嗣，助成之，靡不至。要所存，似兄弟，若夫人，可无愧。

所谓“习见闻”，是指范仲淹的处事精神被范氏经耳濡目染所自然继承，随后而“施于家”。而“笃忠义，忘乃身，徇国事”是士大夫们处理“外事”的原则，本来与“不知外事”的“妇人”无干。对此，最为方便恰当的解释自然是“自其夫，暨后嗣，助成之，靡不至”。在这里，“助成”二字轻而易举地将“内”与“外”联系贯通起来。

有一组例子颇有意思。梅尧臣在称赞他的妻子谢氏时，说到她的一种习惯做法：吾尝与士大夫语，谢氏多从户屏窃听之间，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，皆有条理。 [１６]